從紙筆書寫到電子書寫的當代轉變，使二語學生不需要記憶漢字的筆劃筆順就可以進行高品質的中文寫作，從而擺脫筆劃筆順操練記憶的沉重負擔，深刻地改變了漢字能力的實質內涵。推進國際中文教育的電寫轉型，將能解除“漢字學習老大難”的長期困擾，大幅度提升二語學生漢字學習的效率和中文書面交際的能力，使漢字在國際傳播中煥發新的活力，使非漢字文化圈的學生走出“中文難學”的傳統認識，更多更好地學習中文。因此，推進電寫轉型是國際中文教育的當務之急。

在AI和Chat GPT及DeepSEak競爭的意想不到的時代，我們應該能夠回答，外語教育，即國際中文教育面臨着怎樣的挑戰，還能迎來怎樣的新機會。

This presentation explores the nature of pedagogical grammar with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and examines its development. The speaker argues that the core objective of the discipline should be the creation of a pedagogical grammar and its associated teaching methodologies, rather than focusing solely on peripheral areas such as language policy, theorie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We will begin by redefining grammar through the lens of Constructional Grammar, which posits that grammar comprises a set of constructions systematically stored in the human mind that link linguistic forms to their meanings—encompassing semantic, syntactic, pragmatic, and cultural aspects. These constructions are not abstract rules but rather reflections of actual language use. To formulate a pedagogical grammar, it is essential to integrate the latest linguistic insights from various theoretical frameworks—be they formal or functional—into concrete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activities. This process must adhere to general pedagogical principles, including accuracy, conciseness, and sufficiency, and should be tailored to the specific language context. The acquisition errors typical of language-specific learners and their native language knowledge must also be taken into account. Only after establishing such a pedagogical grammar for Chinese can we effectively identify appropriate methods for teaching its structures and uses. The speaker will provide examples to illustrate how this grammar is developed and applied in practice.

Mainstream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typically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grammar, vocabular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 factors. Relevant pedagogical approaches are mainly premised on this SLA paradigm with a strong focus on the teaching of four skills. In this talk, I problematise this intellectual tradition by initiating a new line of thinking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pecifically, through re-centring context in SLA research, I argue for a ‘positive’ turn in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wake of critical challenges caused by super-mobility, super-digitality and super-uncertainty. Central to this argument is that in a new global context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language’ and ‘teaching the language skills’, whil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volatility of context’ and ‘creating a stable and posi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to enable learners to thrive with resilience. I draw upon my recent research and collaborative work on Chinese and LOTE language education to illuminate why the mainstream SLA paradigm needs to be problematised, challenged and enriched by what I call a ‘positive ecology perspective’. Drawing on insights derived from projects on heritage language wellbeing, participative multilingual identity, and global curriculum framework, I aim to distil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to advance this line of thinking. I conclude by suggesting that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s a discipline, ought to reconsider its mission in new global contexts during the years to come.

現代語言教學強調以學生為主體，通過引導學生自主探究，養成語言習慣和能力。教學的中心逐步由“教”向“學”的方向轉變。從早期重視翻譯和語法的教學，到後來注重互動交流，提倡“任務型”和“沉浸式”的教學。近年來隨著科技的發展，AI等輔助技術更成為語言教學的關注熱點。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以下简称《等级标准》）的颁布与实施，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尤其是中文教学测试和评估的确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在短短的几年里，《等级标准》不仅已有日语、韩语在内的多个语种的版本问世，不少地区和国家也都举办了相关的研讨和培训等活动。这些举措对提高和加强大家对《等级标准》之认识与了解，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这期间，虽有一些有关《等级标准》与其他语言标准比较之探讨，但就《等级标准》自身发展、其国际性及与本土汉语能力标准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似乎并不多见。

數智時代以數據和智慧技術為核心驅動力，正在深刻改變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教育模式。由於不同國家的技術發展水準不同，數智時代對各國的中文教育有不同影響。本文採用實證研究方法，基於《國際中文教師專業能力標準》，調查不同國家中文教師的專業需求情況，揭示其對課程、教材和教學資源的不同需求，分析產生差異的原因，並基於調查結果對國際中文教育未來發展提出展望。

从专业学位建设发展历程，揭示专业学位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作用，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目标规格，以及重点关注的问题，阐释专业学位建设的若干基本思考。

日本各地的语言景观中，用多语表示的公示语越来越多，其语言表述引人注意，尤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中文公示语的语言形式以及由此显示出来的问题。

随着教育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国际中文教育对教师能力的要求与日俱增。根据Mishra和Koehler（2006）提出的TPACK理论框架，教师需具备教育技术、教学法及学科内容知识三方面交叉整合的能力，虽然该框架已在科学和教育等多个领域的教师中得到了广泛验证，收获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据，但其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应用仍极为稀缺。本研究基于TPACK理论框架，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对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的能力构成进行了深入研究。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职前志愿者在专业内容知识和教学法理论方面表现较为突出，但在科技知识与其他领域的交叉应用方面表现得相对薄弱。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本研究建议，在当前智慧教育与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应加强教师对新科技工具的认知与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师不仅需扎实掌握学科内容知识和创新教学法，还应提升将新技术与教学法和教学内容有机结合的能力，通过科技赋能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有效提高教学效果。本研究拓展了TPACK理论框架的研究对象，丰富了科技、教学法与学科知识整合理论框架的实证研究证据和适用范围，为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的能力构成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研究结果对优化国际中文教师培训课程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强调培训内容需与时俱进，注重针对性与实效性；同时，本研究对提升国际中文教师适应人工智能时代教育需求的能力，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語料庫語言學為本探究華語為第二語言習得的語言本體，過往有很多研究透過大數據從不同面向進行，其中以英語為目標語言的研究佔多數（Biber et al., 2016; Kyle, 2016; Kyle & Crossley, 2015）。

語言與文化不可分離似乎是眾人的共識，但文化的範圍至廣且模糊，似乎無所不包，導致華語教學（對外漢語教學）對於文化的選擇與處理常無所適從。此外，歷來的華語教材中常呈現的華人文化內容較偏於籠統單一，無法讓外國人士體認各地華人文化的豐富多元性及差異性，並且偏於單向式的文化灌輸與宣揚，較忽略雙向式的跨文化溝通，外國學生應具備的非僅是中華文化的知識或技藝，而是具備與華人進行適切地跨文化溝通並化解尷尬的能力。

作为联通教育链、产业链和人才链枢纽之一的产教融合平台，在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产教融合通常指产业系统与教育系统基于各自发展需求而建立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创新平台，是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高校人才培养和科研开新的有效路径之一；其融通了社会与高校，优化了资源配置，将真实场景、项目任务、市场观念和技术参数纳入育人模式和课程体系，以产品思维、成果导向促发实践性知识积累，以实训实践激发学生能力塑造和数字素养提升。产教融合以校企合力为教学改进、科教融汇、科研突破带来驱动力、牵引力和支撑力，为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培养创新创设了新动能、新空间、新生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教学界提出“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学科独立性是学科发展的关键推动力，影响其研究深度、学术地位和社会认同。通常，一门学科的独立性体现在其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人才培养体系以及学术界和社会的认可程度等。

本研究基于越南中小学中文课程大纲，着重探讨教科书在话题设计和课文选材方面的本土化策略，旨在为教材编写与教学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通过对课程大纲中核心话题与教学目标的分析，并结合教科书中的具体内容，揭示了以下特点：第一，话题设计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达成平衡，既具备国际视野，又充分考虑了越南学生的文化背景与学习需求，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学习兴趣；第二，教材的交际环境设计紧密贴合学生生活实际，注重语言的实际应用，既能提升学习的实用性，又可以激发学生的语言输出意愿；第三，课文选材以标准中文文本为语言规范依据，同时融入越南本土文化元素，使学生在语言学习中理解自身文化；第四，在本土化基础上，教材适当引入中国文化要素，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为跨文化理解与交流奠定了基础；第五，教材内容编写注重适切性与文化包容性，通过多层次内容呈现和教学目标设置，培养学生的越中跨文化交际能力。总之，越南中小学中文教科书通过精心选材与设计，实现了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有机结合，为学生提供了优质的语言学习与文化理解资源。

巴黎西岱大學中文系在2020年至2022年實施了線上教學。從各方面的回饋來看，語言教學效果並不理想。我們圍繞著線上中文口語教學面臨的問題及轉型的可行性，進行實證研究。此次研究以完整經歷了線上教學的2019級本科生和恢復線下教學後第一批入學的2022級本科生為研究對象，選取他們最後一個學期期末口語考試錄音材料（採集時間分別為2022年5月及2024年5月，兩班的授課教師、教材、考試形式、考試話題等基本相同），統計準確度、流利度、複雜度三個維度19個測量指標，對比分析他們在各個測量指標上的差異，並結合對學習者及教師的調查訪談數據，探析線上教學對學習者口語表現可能產生的影響以及對口語教學帶來的挑戰。在此基礎上，我們集中圍繞聽力和敘事能力，運用多媒體和AI技術手段設計針對線上口語教學的可操作性方案和策略，並進行教學實驗，為中文線上口語教學轉型提供數據和經驗支持。

礼貌是一种行为方式、交际手段和会话策略，也是不同语言社群所形成的社会文化规约，规约不同就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会体现在不同的言语行为中。汉语二语学习者在与汉语母语者交往互动时，会由于这种差异而产生交际失误，甚至冲突，反之亦然。本文采用叙事和案例的方式，以言语行为中的礼貌与不礼貌为切入点，用真实的“故事”分析了汉语二语学习者与汉语母语者在会话与互动中发生的跨文化交际失误，并探究其产生的原因。文章提出培养与提升社会/社交语用能力的对汉语二语学习者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在全球教育格局不断演变的大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中文课程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态势，且逐渐脱离传统核心教学模式。然而，当前国际中文教师的专业培养模式尚停留在过往经验层面，要么过于侧重国际汉语教学，要么局限于特定课程内容，难以适应这一多变的教育环境。本文主张，国际中文教师的专业培养应逆向思维，紧密跟随国际教育发展趋势，灵活调整培养策略，以培养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教师。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坚守根本，加强中国语言文学及跨学科人文素养的深度训练，以稳固教师的专业底蕴。本文旨在为国际中文教师多元化专业培养机制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為探索國際中文教師的文化智力對其幸福感的影響及其作用路徑，本研究對目前在國外從事中文教學的187名國際中文教師進行了調查，並根據所得數據建立結構方程模型。研究發現，國際中文教師文化智力通過兩種路徑正向作用於教師幸福感：一是文化智力對教師幸福感有顯著的直接效應；二是社會情感能力和同事關係在兩者之間起到顯著的鏈式中介效應，即形成「文化智力→社會情感能力→教師幸福感」、「文化智力→同事關係→教師幸福感」和「文化智力→社會情感能力→同事關係→教師幸福感」三條影響教師幸福感的分路徑。這一結果凸顯了國際中文教師自身內在資源與外在人際氛圍對其幸福感的重要意義，為國際中文教師幸福感的提升提供了參考。

二语习得研究的大量文献显示，汉语二语学习者能够在他们的汉语中理解并使用空/零宾语，许多研究者以此为据，认为汉语二语学习者在使用空/零宾语方面能够达到母语者水平 。 本研究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以往汉语二语研究中的空/零宾语问题，分清汉语二语学习者理解或使用的无宾语句是达到了“真实目标语“（native）的水平，还是仅仅是“看似目标语”（native like）。 本研究探究了英语母语者的二语汉语平行句中零宾语的情况，共有147名英语母语者参加了实验，另外还有30名汉语母语者参加。实验包括一项图片描述任务和一项可接受度判断任务。实验结果显示，尽管二语者和汉语母语者一样，能够接受并产出汉语中无宾语的句子，但其“看似目标语”的表现背后的机制却与汉语母语者不同。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二语中“看似目标语”的表现并不说明学习者掌握了“真正的目标语”。对汉语二语教学的启示是，语言教师需要深入研究分析二语语料，不被貌似的现象所迷惑，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Flavell（1979）认为元认知是对思维的思考或对认知的认知。元认知策略与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的许多认知活动密切相关，并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Zhang, Yu & Goh, 2022）。大量研究表明，有效运用元认知策略能提高学生听力理解能力并提升他们的元认知意识（metacognitive awareness）。本文报告了新加坡中学华文课堂中针对听力理解的元认知教学研究。参与者是新加坡一所中学的262名中学生。在华文听力教学的课堂中，学生们使用经过改编的针对听力理解的元认知意识问卷，即Metacognitive Awareness of Listening Questionnaire（Vandergrift、Goh、Mareschal & Tafaghodtari，2006）来指导元认知策略的使用。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两个研究问题：1）接受元认知指导的学生和未接受指导的学生在华文听力理解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2）接受元认知指导的学生和未接受指导的学生在元认知意识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量化和质化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接受元认知指导的学生在听力理解表现和元认知意识方面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本研究的发现验证了先前元认知策略在二语听力学习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研究成果，此外，本研究也为国际汉语听力理解教学和学习提供了重要启示。